梁惠王下

白話莊暴來見孟子，說：我去見大王，大王告訴我他喜歡音樂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喜歡音樂到底好不好？孟子說：大王要是真的很愛音樂，齊國大概就有希望了。過些日子孟子見到齊宣王，問：您跟莊暴說過喜歡音樂，有這回事嗎？宣王臉色一變，說：我不是喜歡古代先王那種雅樂，只是喜歡流行的俗樂罷了。孟子說：大王真愛音樂，齊國就有希望了。今天的音樂和古代的音樂，道理是一樣的。宣王說：能講講嗎？孟子問：一個人聽音樂快樂，和別人一起聽音樂快樂，哪個更快樂？宣王說：不如和別人一起。孟子又問：和少數人一起，跟和很多人一起，哪個更快樂？宣王說：不如和很多人一起。孟子說：那就讓我為大王講講什麼是「樂」。假如大王在這裡奏樂，百姓聽到鐘鼓管笛的聲音，個個頭痛皺眉，互相抱怨：我們大王愛奏樂，怎麼把我們害到這步田地？父子見不著面，兄弟妻兒四散流離。假如大王在這裡打獵，百姓聽到車馬聲、看到旗幟華美，也個個頭痛皺眉，互相抱怨同樣的話。這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大王不肯和百姓一同享樂。反過來，假如大王奏樂，百姓聽到聲音，個個高高興興地說：我們大王大概身體很好吧，不然怎麼奏得起樂來？假如大王打獵，百姓看到車馬旗幟，也個個高興地說同樣的話。這也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大王和百姓一同享樂。大王如果能與百姓同樂，就可以稱王天下了。

解讀宣王本以為「好俗樂」是件見不得人的事，孟子卻直接繞開雅俗之爭：音樂本身無所謂高下，關鍵在於它是與民共享還是獨自佔有。同一場音樂會，百姓可以聽出怨恨，也可以聽出祝福，差別全在平時的政治。「與民同樂」由此從一句道德勸誡，變成了檢驗施政的一面鏡子。

白話齊宣王問：周文王的獵苑方圓七十里，有這回事嗎？孟子說：史書上有這個記載。宣王說：有那麼大嗎？孟子說：百姓還嫌它小呢。宣王說：我的獵苑才方圓四十里，百姓卻嫌大，這是為什麼？孟子說：文王的獵苑方圓七十里，割草打柴的可以進去，捕野雞野兔的也可以進去，是和百姓共用的。百姓嫌它小，不是很自然嗎？我剛到齊國邊境時，先打聽清楚貴國最重要的禁令才敢入境。我聽說都城郊外有個方圓四十里的獵苑，殺了裡面的麋鹿要按殺人罪論處——那等於在國中挖了個方圓四十里的陷阱。百姓嫌它大，不也很自然嗎？

解讀同一件事物的大小，在民眾心裡是由「能不能用」決定的，不是由尺寸決定的。孟子把「七十里嫌小、四十里嫌大」這個反常識的對比拋出來，逼齊宣王面對一個事實：他的園林之所以令人反感，不是因為佔地，而是因為它用重刑把百姓排除在外。

白話齊宣王問：和鄰國打交道有原則嗎？孟子說：有。只有仁德的人能以大國的身份服事小國，所以商湯服事過葛國，文王服事過昆夷。只有明智的人能以小國的身份服事大國，所以周太王服事過獯鬻，越王勾踐服事過吳國。以大事小的，是樂於順應天理的人；以小事大的，是敬畏天理的人。樂於順應天理的能保有天下，敬畏天理的能保住自己的國家。《詩經》說：敬畏上天的威嚴，因此才能保全。宣王說：這話真了不起！可我有個毛病，我喜歡逞勇。孟子說：請大王別喜歡小勇。按著劍瞪眼說「他怎麼敢跟我作對」，這是普通人的勇，只能對付一個人。請大王把勇放大！《詩經》寫文王勃然大怒，立刻整頓軍隊，攔住入侵莒地的敵人，鞏固周朝的福祉，回應天下的期待——這是文王的勇。文王一發怒，天下百姓就安定了。《尚書》說：上天生下百姓，替他們立君主、立老師，只要求這些人協助上帝、愛護四方；有罪無罪都由我來裁斷，天下誰敢超越自己的本分？當時有一個人在天下橫行霸道，武王以此為恥——這是武王的勇。武王也是一發怒，天下百姓就安定了。如今大王要是也能一怒而安定天下百姓，百姓只怕大王還不夠喜歡逞勇呢。

解讀孟子把「勇」分成兩層：一種是被冒犯後的個人反應，格局只有一個對手；一種是看見天下不義時的憤怒，格局是整個天下。他沒有勸宣王壓抑血性，而是替這股血性重新找了一個對象——這比單純說「不要好勇」高明得多，也更容易被聽進去。

白話齊宣王在雪宮接見孟子，問：賢德的人也享受這樣的快樂嗎？孟子說：有的。人得不到享受，就會抱怨君主。得不到就抱怨君主，固然不對；但身為百姓之上的君主卻不和百姓同樂，也不對。以百姓的快樂為快樂的，百姓也會以他的快樂為快樂；以百姓的憂愁為憂愁的，百姓也會以他的憂愁為憂愁。以天下為念而樂，以天下為念而憂，這樣還不能稱王的，從來沒有過。從前齊景公問晏子：我想去轉附山、朝舞山遊覽，沿著海岸南下，一直到琅邪，我該怎麼做才配得上先王的巡遊？晏子回答：問得好！天子到諸侯國叫「巡狩」，就是巡視自己守護的地方；諸侯朝見天子叫「述職」，就是匯報自己的職守。都是有正事的。春天視察耕種，補助不足的；秋天視察收成，接濟歉收的。夏代諺語說：我們大王不出巡，我們哪來喘息？我們大王不巡視，我們哪來幫助？一次出遊一次巡視，都成了諸侯效法的標準。如今卻不是這樣：大隊人馬出行要沿途徵糧，餓的人吃不上飯，累的人歇不了腳；大家側目而視、私下咒罵，百姓於是幹起壞事。違背天命虐待百姓，吃喝像流水一樣揮霍；流連忘返、荒淫無度，成了諸侯的禍患。順流而下玩得忘了回頭叫「流」，逆流而上玩得忘了回頭叫「連」，打獵沒個夠叫「荒」，喝酒沒個夠叫「亡」。先王沒有流連的享樂，也沒有荒亡的行為。走哪條路，全看君主自己。景公聽了很高興，在國內鄭重告誡，自己搬到郊外住下，從此開倉救濟貧困。他召來樂官說：替我作一支君臣相處融洽的樂曲。這就是徵招、角招。歌詞裡有一句「勸阻君主有什麼過錯」——所謂勸阻君主，正是愛戴君主。

解讀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」是儒家政治情感論的核心表達：統治者和百姓的苦樂應當是互通的，而不是此消彼長的。晏子把「巡遊」重新定義為工作而非享受，等於把君主的每一次出行都置於公共審視之下。末句「畜君者，好君也」尤其耐人尋味——真正忠誠的表現是攔住君主，而不是順著他。

白話齊宣王問：大家都勸我拆掉明堂，是拆呢，還是算了？孟子說：明堂是行王道的君主所用的殿堂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，就別拆它。宣王說：王政能講給我聽嗎？孟子說：從前文王治理岐地，種田的按九分抽一納稅，做官的世代享有俸祿，關卡和市場只稽查不徵稅，湖泊河堰不禁止百姓捕撈，處罰罪人不牽連妻兒。年老沒有妻子的叫鰥，年老沒有丈夫的叫寡，年老沒有子女的叫獨，年幼沒有父親的叫孤——這四種人是天下最困苦、又無處申訴的人。文王施行仁政，一定先照顧這四種人。《詩經》說：富人還過得去，可憐的是這些孤苦無依的人。宣王說：這話說得真好！孟子說：大王既然覺得好，為什麼不去做？宣王說：我有個毛病，我貪財。孟子說：從前公劉也愛財。《詩經》寫他把糧食堆滿倉庫，把乾糧裝進大小口袋，想的是安頓民眾、光大事業；然後張開弓箭，扛起干戈斧鉞，才開始出發。所以留下的人有存糧，出行的人有乾糧，這才動得了身。大王如果愛財，能和百姓一起愛，稱王有什麼難的？宣王說：我還有個毛病，我好色。孟子說：從前周太王也好色，很愛他的妃子。《詩經》寫古公亶父清早策馬，沿著西邊的河岸，來到岐山腳下，帶著姜氏女一同來察看住處。在那個時候，家裡沒有嫁不出去的女子，外面沒有討不到妻的男人。大王如果好色，能和百姓一起好，稱王有什麼難的？

解讀這一章展示了孟子最擅長的談話技巧：對方每拋出一個「我有毛病」當作擋箭牌，他就把這個慾望本身接下來，只在後面加上「與百姓同之」四個字。貪財、好色都不是原罪，問題在於是獨佔還是共享。這種不否定人性、只重新安放人性的思路，比嚴厲的道德譴責更有說服力。開頭列出鰥寡孤獨四類人並主張優先照顧，則是中國政治思想中相當早的社會保障主張。

白話孟子對齊宣王說：假如大王有個臣子，把妻兒託付給朋友照顧，自己到楚國去了。等他回來，發現妻兒在挨凍受餓，該怎麼辦？宣王說：跟這朋友絕交。孟子說：假如司法官管不好下屬，該怎麼辦？宣王說：撤了他。孟子說：假如整個國家治理不好，該怎麼辦？宣王左右張望，把話題岔開了。

解讀全章只有六句對話，卻是先秦最漂亮的邏輯陷阱之一。孟子先讓宣王在兩個與己無關的案例上親口說出「失職就該追責」的原則，再把同一原則套到他自己頭上。「顧左右而言他」六個字既寫盡了宣王的窘態，也說明了一件事：他其實完全聽懂了。

白話孟子見齊宣王，說：所謂歷史悠久的國家，不是說它有高大的樹木，而是說它有世代效力的老臣。大王現在連親信的舊臣都沒有了，從前提拔的人，今天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。宣王說：我怎麼才能事先看出誰沒才能，把他淘汰掉呢？孟子說：國君提拔賢人，要像不得已才做那樣慎重，因為這會讓地位低的越過地位高的，關係遠的越過關係近的，怎能不謹慎？左右親信都說某人賢能，不能就此相信；大夫們都說賢能，還是不能相信；全國的人都說賢能，這才去考察他，確實看到他賢能，然後才任用。左右都說某人不行，不要聽；大夫們都說不行，不要聽；全國的人都說不行，這才去考察，確實看到他不行，然後才罷免。左右都說某人該殺，不要聽；大夫們都說該殺，不要聽；全國的人都說該殺，這才去考察，確實看到他該殺，然後才處死。這樣才能說是「全國人殺的他」。做到這一步，才配當百姓的父母。

解讀孟子在這裡設計了一套三層過濾的用人程序：親信之言、群臣之言都只是參考，國人的共識也只是啟動調查的門檻，最終仍要由決策者親自「察之」。他既不迷信小圈子，也不盲從輿論，而是把民意當成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。尤其在死刑上堅持這套程序，可見他對權力任意殺人的高度警惕。

白話齊宣王問：商湯流放夏桀，周武王討伐商紂，有這回事嗎？孟子說：史書上有記載。宣王說：臣子殺君主，可以嗎？孟子說：破壞仁的叫「賊」，破壞義的叫「殘」。又殘又賊的人，就是個孤家寡人。我只聽說誅殺了紂這個獨夫，沒聽說殺了什麼君主。

解讀這是《孟子》全書最鋒利、後世爭議也最大的一段。孟子並沒有承認「可以弒君」，而是釜底抽薪地否認紂還算君主——君主的身份來自他履行仁義的職責，一旦徹底背棄，這個身份就自動失效，剩下的只是一個「一夫」。這實際上為政權的正當性設下了條件：名分不能單靠血統維持。

白話孟子見齊宣王，說：要蓋一座大宅子，一定會讓工頭去尋找大木料。工頭找到了大木料，大王就高興，覺得他能勝任。可如果木匠把木料砍小了，大王就發怒，覺得他不稱職。一個人從小學一門本事，長大了想施展出來，大王卻說「先把你學的放一邊，聽我的」，這像話嗎？現在這裡有一塊未經雕琢的玉，就算值萬鎰黃金，也一定要請玉匠來雕琢。輪到治理國家，卻說「先把你學的放一邊，聽我的」——這跟去教玉匠怎麼雕玉有什麼兩樣？

解讀孟子用兩個工匠的比喻，講的是專業自主的問題。國君在木料和玉石上都懂得尊重專業，唯獨在治國這件最複雜的事上要求別人放棄所學來遷就自己。這既是對宣王的規勸，也透露出孟子自己的處境：他不願做一個只按君主意思說話的顧問。

白話齊國攻打燕國，打贏了。宣王問：有人勸我不要吞併，有人勸我吞併。以一個萬乘大國去攻打另一個萬乘大國，五十天就拿下了，光靠人力做不到這一步。不吞併，恐怕會遭天譴。吞併它怎麼樣？孟子說：吞併了如果燕國百姓高興，那就吞併——古人這麼做過，周武王就是。吞併了如果燕國百姓不高興，那就別吞併——古人也這麼做過，周文王就是。以萬乘之國攻打萬乘之國，百姓卻用竹筐盛飯、用壺裝湯來迎接您的軍隊，哪有別的緣故？不過是想躲開水深火熱罷了。如果水更深了，火更熱了，他們也只會轉頭去投奔別人。

解讀孟子把吞併與否的判準完全交給被征服地的民意，而不是交給實力或天意。「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」是一句冷靜的警告：百姓的歡迎從來不是對征服者的效忠，只是對舊苦難的逃離；如果新統治更糟，同樣的腳步會再一次離開。

白話齊國攻下了燕國，各國諸侯打算聯合救燕。宣王說：諸侯大多在謀劃討伐我，該怎麼應付？孟子說：我聽說憑七十里的地方就號令天下的，是商湯。沒聽說過擁有千里之地還要怕別人的。《尚書》說：商湯第一次征伐，是從葛國開始的。天下都信任他，他向東征伐，西邊的部族就抱怨；向南征伐，北邊的部族就抱怨，說：怎麼把我們排在後面？百姓盼他，就像大旱時盼雲盼雨。他來了，趕集的照樣趕集，種地的照樣種地；他只誅殺暴君、撫慰百姓，就像及時雨落下來，百姓非常高興。《尚書》又說：等著我們的君王，他來了我們就活過來了。如今燕國虐待百姓，大王去討伐，百姓以為要把他們從水火中救出來，所以用竹筐盛飯、用壺裝湯來迎接您的軍隊。可要是您殺他們的父兄、綁走他們的子弟、毀掉他們的宗廟、搬走他們的重器，這怎麼行呢？天下本來就忌憚齊國強大，如今您的地盤又翻了一倍，卻不施行仁政，這是在招引天下的軍隊來打您。大王趕快下令：放回擄來的老人和孩子，停止搬運重器，和燕國民眾商量，替他們立一個國君再撤軍，這樣還來得及。

解讀孟子這番話兼具道義與現實：從道義上說，佔領軍一旦施暴就失去了「解放者」的名義；從現實上說，齊國突然倍增的疆域必然引發列國的聯合恐懼。他給的四條建議（歸還俘虜、停止掠奪、諮詢民意、另立國君後撤軍）是一份相當具體的善後方案，可惜齊宣王沒有採納，齊國最終在燕國陷入泥潭。

白話鄒國和魯國起了衝突。鄒穆公問：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個，百姓卻沒有一個為他們拚命的。要處罰吧，殺不過來；不處罰吧，他們眼睜睜看著長官戰死也不去救，該怎麼辦？孟子說：災荒年頭，您的百姓中，老弱倒斃在山溝裡，壯年逃散到四方的，差不多有幾千人；而您的糧倉是滿的，府庫是充實的，官吏卻沒有一個上報，這是在上位的怠慢職守、殘害下面的人。曾子說過：警惕啊警惕！你怎麼對待別人，別人就怎麼回報你。百姓到今天才算是有機會回報了。您別責怪他們。只要您施行仁政，百姓自然會親近長官、肯為長官賣命。

解讀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」把君民關係說成一種延遲兌現的互惠。孟子沒有為百姓的冷漠辯護，而是指出這種冷漠是被製造出來的：在百姓最需要官府的時候，官府缺席了；那麼在官府需要百姓的時候，百姓也缺席。責任的起點在上不在下。

白話滕文公問：滕國是個小國，夾在齊國和楚國中間，該投靠齊國，還是投靠楚國？孟子說：這種謀劃不是我能力所及的。非要說的話，只有一條路：把護城河挖深，把城牆築牢，和百姓一起守衛；哪怕拚死，百姓也不離開，那就還有可為。

解讀孟子拒絕在兩個強權之間選邊，因為那本質上只是換一個依附對象。他給出的唯一出路是把安全建立在內部——民心。「效死而民弗去」六個字，是小國生存的最後底線，也是孟子一貫的立場：外交無法彌補內政的空洞。

白話滕文公問：齊國要在薛地築城，我非常害怕，該怎麼辦？孟子說：從前周太王住在邠地，狄人來侵犯，他就遷到岐山腳下住下。這不是他挑中了那地方，是不得已。只要堅持行善，後代子孫中必定會出稱王天下的人。君子創立基業、留下傳統，是為了讓後人能夠接續下去。至於能不能成功，那是天意。您拿齊國有什麼辦法呢？只能努力行善罷了。

解讀面對無法對抗的強權，孟子給的不是妙計，而是一種時間尺度上的轉換：把成敗放到幾代人的長度去看，眼下能做的只有「可繼」——把值得延續的東西建立起來。「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」不是宿命論，而是把人的責任範圍界定清楚：盡人事的部分不推卸，超出控制的部分不焦慮。

白話滕文公問：滕國是小國，竭盡全力服事大國，還是免不了被欺負，該怎麼辦？孟子說：從前周太王住在邠地，狄人來侵犯。送皮革布帛，免不了；送狗馬，免不了；送珠寶玉器，還是免不了。於是太王召集當地父老說：狄人想要的是我的土地。我聽說：君子不會為了用來養活人的東西反而去害人。各位何必擔心沒有君主？我打算離開這裡。他離開邠地，翻過梁山，在岐山腳下建了城邑住下。邠地的人說：這是位仁德的人，不能失去他。跟著他走的人多得像趕集。也有另一種說法：土地是世代守護的，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決定放棄的，寧可拚死也不離開。請您在這兩條路中間選擇。

解讀難得的是，孟子這次沒有給出唯一答案。太王的遷徙保全了人，守土者的死戰保全了義，兩者都能成立。他把選擇權交還給滕文公，因為這類抉擇涉及的是一個君主願意承擔什麼——這不是外人能代為決定的。這種在原則之內保留彈性的態度，是《孟子》中少見卻重要的一面。

白話魯平公準備出門，寵臣臧倉請示說：往常君上出門，一定會告訴主管人員去哪裡。今天車馬都套好了，主管人員還不知道去向，冒昧請示。平公說：要去見孟子。臧倉說：這是何必呢？君上降低身份去主動拜訪一個平民，是覺得他賢能嗎？禮義應該出自賢者，可孟子給母親辦的喪事超過了給父親辦的規格。君上別去見他！平公說：好吧。樂正子進來見平公，問：君上為什麼不去見孟軻？平公說：有人告訴我，孟子後一次喪事的規格超過了前一次，所以我沒去。樂正子說：君上所說的「超過」指什麼？前一次他還是士的身份，後一次已是大夫；前一次用三鼎祭器，後一次用五鼎，是指這個嗎？平公說：不是，是說棺木壽衣更講究。樂正子說：那不叫超過規格，只是當時貧、後來富罷了。樂正子去見孟子，說：我向君上稟報過，他本來要來見您的。有個叫臧倉的寵臣阻攔，所以最終沒來。孟子說：一個人能往前走，也許是有什麼在推動他；停下來，也許是有什麼在阻攔他。走或停，不是人力所能完全決定的。我沒能見到魯侯，是天意。臧家那個小子，哪裡有本事讓我遇不上呢？

解讀作為《梁惠王》篇的收尾，這一章寫的是失敗——孟子始終沒能得到真正的施展機會。但他把責任推給「天」，不是自我安慰，而是拒絕讓一個小人成為自己命運的解釋。把不可控的歸於天，把可控的留給自己，這樣才能在長期的不遇中不變形。全篇由「何必曰利」開場，以「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」收束，一開一合之間，寫盡了理想主義者在戰國的處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