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卷提要上卷是全書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弟子公孫丑問：如果您在齊國當上卿相，會不會緊張？孟子答「我四十不動心」，由此帶出「浩然之氣」——一種靠長期做正當的事累積出來的底氣。接著他提出「四端」：人天生就有同情、羞恥、謙讓、是非四種苗頭，看到小孩快掉進井裡會本能地驚慌，這就是善的證據。「揠苗助長」的寓言也在這裡。下卷記孟子在齊國從任職到辭官的過程，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出自開篇。
公孫丑上·1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
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問乎曾西曰：『吾子與子路孰賢？』曾西蹙然曰：『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』曰：『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』曾西艴然不悅曰：『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，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。爾何曾比予於是！』」曰：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為也，而子為我愿之乎？」
曰：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，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為與？」
曰：「以齊王由反手也。」
曰：「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」
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。天下歸殷久矣；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遺俗、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，皆賢人也，相與輔相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；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齊人有言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镃基，不如待時。』今時則易然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；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饑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。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』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為然。」
白話公孫丑問：老師如果在齊國掌權，管仲、晏子那樣的功業能再現嗎？孟子說：你真是個齊國人，眼裡只有管仲和晏子。從前有人問曾西：您和子路比，誰更賢能？曾西不安地說：子路是我父親都敬畏的人。那人又問：那您和管仲比呢？曾西一下子變了臉色，不高興地說：你怎麼拿我跟管仲比？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那樣專一，執掌國政那樣長久，功業卻那樣低下。你怎麼拿我跟他比！孟子接著說：管仲是曾西都不屑去做的人，你倒希望我去做他嗎？公孫丑說：管仲讓他的君主稱霸，晏子讓他的君主揚名，管仲晏子還不夠格嗎？孟子說：憑齊國稱王天下，就像翻個手掌那麼容易。公孫丑說：那我更糊塗了。憑文王那樣的德行，活了近百年才去世，仁政都還沒有遍及天下；武王、周公接著幹，才算真正推行開來。您卻說稱王很容易，難道文王不值得效法嗎？孟子說：誰比得上文王呢？從商湯到武丁，賢明的君主出了六七位，天下歸順殷商已經很久了；久了就難以改變。武丁讓諸侯來朝、擁有天下，輕鬆得像在手掌上轉東西。紂王距離武丁的時代並不遠，那些世家舊族、遺留的風俗、流傳的善政都還在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這些賢人一起輔佐他，所以拖了很久才失掉天下。當時沒有一尺土地不是殷商的，沒有一個百姓不是殷商的臣民；文王卻只能從方圓百里起步，所以難。齊國有句老話：就算有智慧，不如趁形勢；就算有農具，不如等農時。現在這個時候就容易多了。夏、商、周最強盛的時候，土地都沒有超過方圓千里的，而齊國已經有這麼大的地了；雞鳴狗叫的聲音一路相連直到邊境，齊國已經有這麼多人了。不用再開拓土地，不用再聚集人口，只要施行仁政去稱王，沒有人擋得住。而且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這樣久久不出王者，也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百姓像現在這樣被暴政折磨得憔悴。餓極了的人不挑食物，渴極了的人不挑飲料。孔子說：德政的傳播，比驛站傳遞命令還快。在今天，一個萬乘大國施行仁政，百姓的高興就像被倒吊著的人終於被解下來。所以只花古人一半的力氣，收穫必定加倍——只有這個時候才做得到。
解讀公孫丑的問題暴露了齊國士人的思維定式：談成就就想到霸業。孟子先用曾西的激烈反應把管仲的層次降下來，再從歷史條件的角度解釋為什麼文王難、今天易——他不是在否定文王，而是在說明「勢」與「時」的差別。「事半功倍」這個成語就出自這裡，它原本的意思相當具體：在民心最渴望改變的時刻推行仁政，成本最低、效果最大。
公孫丑上·2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此則動心否乎？」
孟子曰：「否，我四十不動心。」
曰：「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。」
曰：「是不難。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
曰：「有。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橈，不目逃。思以一豪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。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。無嚴諸侯。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『視不勝猶勝也。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為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』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』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
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
「告子曰：『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』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」
「既曰『志，至焉；氣，次焉』，又曰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』者，何也？」
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；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。」
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
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
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
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為氣也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，無是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。我故曰：告子未嘗知義。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長矣！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！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為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
「何謂知言？」
曰：「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
「宰我、子貢善為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善言德行；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
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夫聖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」
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則具體而微，敢問所安？」
曰：「姑舍是。」
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
曰：「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。吾未能有行焉，乃所愿，則學孔子也。」
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
曰：「否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
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
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。行一不義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為也。是則同。」
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
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；污，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、舜遠矣。』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』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！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』」
白話公孫丑問：假如老師當上齊國的卿相，能夠施行自己的主張，由此成就霸業或王業都不奇怪。到那時候，您會心動嗎？孟子說：不會，我四十歲以後就不動心了。公孫丑說：那老師遠遠超過勇士孟賁了。孟子說：這不難。告子比我更早做到不動心。公孫丑問：不動心有方法嗎？孟子說：有。北宮黝培養勇氣的辦法是：皮膚被刺不退縮，眼睛被戳不轉開；他覺得只要有一根毫毛被人折辱，就像在鬧市上被鞭打一樣。他既不肯受普通百姓的侮辱，也不肯受大國君主的侮辱；把刺殺大國君主看得和刺殺一個平民一樣。諸侯在他眼裡沒什麼可敬畏的，聽到難聽的話一定回敬。孟施舍培養勇氣的辦法是：他說，把打不贏也看成打得贏。要先估量敵人再前進、先盤算能贏再交戰，那是害怕對方兵多。我哪能保證一定贏？我只能做到不害怕罷了。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宮黝像子夏。這兩個人的勇，不知道誰更高明，但孟施舍守的東西比較簡要。從前曾子對子襄說：你喜歡勇嗎？我曾聽老師講過什麼是大勇：反省自己，如果理虧，哪怕對方是個平民，我也不去嚇唬他；反省自己，如果理直，哪怕面對千萬人，我也照樣前進。孟施舍守的是一股氣，還不如曾子守的更簡要。公孫丑問：請問老師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，能講講嗎？孟子說：告子講「言語上想不通，就不要到心裡去追究；心裡想不通，就不要到氣上去追究」。後半句可以，前半句不行。志是氣的統帥，氣是充滿身體的力量。志到哪裡，氣就跟到哪裡。所以說：守住你的志，不要糟蹋你的氣。公孫丑問：既然說志為主、氣其次，又說要守志、不糟蹋氣，這是為什麼？孟子說：志專一了會帶動氣，氣專一了也會帶動志。比如一個人跌倒或快跑，那是氣在動，可它反過來就攪動了心。公孫丑問：請問老師擅長什麼？孟子說：我能辨識言辭，我善於培養我的浩然之氣。公孫丑問：什麼叫浩然之氣？孟子說：很難說清。這種氣極其博大、極其剛強，用正直去培養而不去傷害它，就能充塞在天地之間。這種氣要和義、道相配合，沒有義和道，它就萎縮了。它是不斷積累義行才生出來的，不是偶然做一兩件合義的事就能襲取的。只要做了一件心裡不痛快的事，它就萎縮了。所以我說告子從來不懂義，因為他把義看成外在的東西。培養它一定要有事去做，但不要預期效果，心裡不要忘記它，也不要拔苗助長。別學那個宋國人：他嫌禾苗長得慢，就一棵棵往上拔，累得暈頭轉向地回家，對家人說：今天可把我累壞了，我幫禾苗長高了！他兒子跑去一看，苗全枯死了。天下不幹這種拔苗助長的事的人很少。以為培養沒用而放棄的，是連草都不鋤的懶人；硬要幫它長的，就是拔苗的人——不但沒好處，還害了它。公孫丑問：什麼叫辨識言辭？孟子說：偏頗的話，我知道它被什麼蒙蔽；過分的話，我知道它陷在哪裡；邪僻的話，我知道它偏離了什麼；躲閃的話，我知道它理屈在何處。這些話從心裡生出來，就會妨害施政；表現在施政上，就會妨害具體事務。聖人再出世，也一定同意我的話。公孫丑說：宰我、子貢擅長言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擅長講德行；孔子兼有兩方面，卻說「我在辭令上不行」。那麼老師已經是聖人了嗎？孟子說：唉！這是什麼話！從前子貢問孔子：老師是聖人了吧？孔子說：聖人我做不到，我只是學習不厭倦、教人不疲倦罷了。子貢說：學而不厭是智，教而不倦是仁；又仁又智，老師已經是聖人了。連孔子都不肯以聖人自居，你這是什麼話？公孫丑說：我私下聽說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張各得聖人的一部分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則各方面都具備但程度稍淺。請問老師覺得自己屬於哪一類？孟子說：這個先放下不談。公孫丑問：伯夷、伊尹怎麼樣？孟子說：走的路不同。不是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，不是理想的百姓就不使喚，天下太平就出仕，天下混亂就退隱——這是伯夷。哪個君主不能侍奉？哪個百姓不能使喚？太平也出仕，混亂也出仕——這是伊尹。該做官就做官，該停就停，該長留就長留，該快走就快走——這是孔子。他們都是古代的聖人。我還做不到他們那樣，但要說我的願望，那就是學孔子。公孫丑問：伯夷、伊尹和孔子是同一等級嗎？孟子說：不。自從有人類以來，沒有出過孔子這樣的人。公孫丑問：那他們有相同的地方嗎？孟子說：有。給他們方圓百里的地方做國君，都能讓諸侯來朝、擁有天下。而要他們做一件不義的事、殺一個無辜的人來換取天下，他們都不肯做。這是相同的。公孫丑問：那不同在哪裡？孟子說：宰我、子貢、有若這三個人，智慧足以認識聖人；就算他們水平再低，也不至於偏袒自己喜歡的人。宰我說：依我看老師，比堯舜賢明得多。子貢說：看見一個君主的禮制就能知道他的政治，聽到他的音樂就能知道他的德行；哪怕過了一百代去評比這一百代的君王，也沒人能推翻這個判斷。自從有人類以來，沒有出過老師這樣的人。有若說：豈止人是這樣！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小土堆，江海之於路上的積水，都是同類而有高下。聖人對於一般人也是同類。孔子從同類中脫穎而出、遠遠超群。自從有人類以來，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。
解讀這是《孟子》中最重要的一章，「浩然之氣」與「知言」兩個核心概念都出自這裡。要點有三：第一，志與氣是雙向影響的，所以修養既要立志，也要照顧身心狀態。第二，浩然之氣是「集義所生」——靠長期積累合乎道義的行為自然生長出來的，不能靠一兩次壯舉獲得，這是孟子與告子「義外」說的根本分歧。第三，「勿忘勿助長」給出了修養的分寸：放任不管和急於求成，是兩種相反卻同樣有害的錯誤，「揠苗助長」的寓言就是為此而設。末段孟子自陳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」，也點明了他一生的自我定位。
公孫丑上·3
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，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詩》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靠武力而假借仁義名義的，是霸；稱霸一定要有大國做後盾。靠德行而真正實踐仁義的，是王；稱王不需要國大，商湯憑七十里，文王憑一百里。用武力使人服從，人家不是真心服，只是力量不夠；用德行使人服從，人家是心裡高興、真誠地服，就像孔子的七十位弟子服從孔子那樣。《詩經》說：從西到東，從南到北，沒有不心悅誠服的。說的就是這個。
解讀王霸之辨是孟子政治學的分水嶺。「假仁」二字尤其鋒利——霸者並非不講仁義，而是把仁義當成工具；王者則把仁義當成目的本身。孟子判斷的標準不看口號，而看服從的性質：是屈於力，還是悅於心。
公孫丑上·4
孟子曰：「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今惡辱而居不仁，是猶惡濕而居下也。如惡之，莫如貴德而尊士。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；國家閑暇，及是時明其政刑，雖大國，必畏之矣。《詩》云：『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』孔子曰：『為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國家，誰敢侮之？』今國家閑暇，及是時般樂怠敖，是自求禍也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《詩》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《太甲》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』，此之謂也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行仁就光榮，不仁就恥辱。如今討厭恥辱卻又安於不仁，這就像討厭潮濕卻偏要住在低窪處。如果真討厭恥辱，最好的辦法是重視德行、尊敬士人，讓賢者擔任要職、能者各司其事。趁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，抓緊把政令刑法整頓清楚，這樣就算是大國也必定敬畏它。《詩經》說：趁天還沒陰下雨，剝取桑根的皮，把窩的門窗纏緊修好；下面的人啊，還有誰敢欺負我？孔子說：寫這首詩的人，大概懂得道理吧！能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，誰敢欺負他？如今國家太平無事，卻趁這時候尋歡作樂、懶散怠惰，這是自己招來禍患。禍和福沒有不是自己招來的。《詩經》說：常常想著配合天命，自己去求得更多福分。《太甲》說：上天降下的災殃還可以躲開，自己造的孽就活不成了。講的就是這個。
解讀孟子把「恥辱」從情緒問題轉成了結構問題：一個國家挨打受欺，根源在於平時不肯投資於制度和人才。詩中未雨綢繆的鳥兒是絕妙的比喻——真正的安全感來自太平時期的準備，而不是危機來臨時的呼救。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」則把外部歸因徹底堵死。
公孫丑上·5
孟子曰：「尊賢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於其朝矣。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於其市矣。關，譏而不征，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於其路矣。耕者，助而不稅，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於其野矣。廛，無夫、里之布，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。如此，則無敵於天下。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尊重賢人、任用能人，讓傑出的人才佔據要職，天下的士人就都高興，願意到這個朝廷來做官。市場上，提供場地而不徵稅，或者依法管理而不強制收攤位費，天下的商人就都高興，願意把貨物存在這個市場。關卡只稽查而不徵稅，天下的旅客就都高興，願意走這條路。對農民，只用助耕公田的辦法而不另外徵稅，天下的農民就都高興，願意到這裡來耕種。住宅區不徵收人頭稅和地稅，天下的百姓就都高興，願意來做這裡的居民。真能做到這五條，鄰國的百姓就會像敬仰父母一樣敬仰他。而帶著人家的子弟去攻打人家的父母，自從有人類以來就沒有成功過。做到這樣，就天下無敵了。天下無敵的人，就是上天派來的執行者。這樣還不能稱王的，從來沒有過。
解讀這一章給出了仁政的五條具體措施，涵蓋士、商、旅、農、民五類人群，全部圍繞「減負」與「開放」展開。孟子的思路是：治理的競爭力來自吸引力而非強制力——當鄰國的人主動想來，戰爭就變得多餘了。所謂「無敵」，是沒有人願意與你為敵，而不是打得過所有人。
公孫丑上·6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。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茍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茍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每個人都有不忍心看別人受苦的心。古代的君王有這種心，才有不忍心讓百姓受苦的政治。用這種心去推行這樣的政治，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轉東西一樣容易。之所以說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，是因為：假如現在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裡，都會產生驚駭同情的心情——這不是為了跟孩子的父母攀交情，不是為了在鄉鄰朋友中博取名聲，也不是討厭孩子的哭聲才這樣。由此可見，沒有同情心的，不是人；沒有羞恥心的，不是人；沒有謙讓心的，不是人；沒有是非心的，不是人。同情心是仁的萌芽，羞恥心是義的萌芽，謙讓心是禮的萌芽，是非心是智的萌芽。人有這四種萌芽，就像人有四肢一樣自然。有了這四端卻說自己做不到的，是自己傷害自己；說他的君主做不到的，是傷害他的君主。凡是自己身上有這四端的人，如果懂得把它們都擴展充實起來，就像火剛剛燃起、泉水剛剛湧出一樣。真能擴充，就足以安定天下；不去擴充，連侍奉父母都做不到。
解讀「孺子入井」是中國哲學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實驗。孟子用「乍見」二字排除了一切算計的時間——在來不及思考的瞬間湧現的反應，才是人性的真實底色。他隨即用三個「非所以」逐一排除功利動機，論證嚴密。要注意的是，孟子只說這是「端」（萌芽），不是說人生來就善良完備；四端需要「擴而充之」，這給後天的修養和教育留下了全部空間。
公孫丑上·7
孟子曰：「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？矢人惟恐不傷人，函人惟恐傷人。巫匠亦然。故術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『里仁為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』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為役，由弓人而恥為弓、矢人而恥為矢也。如恥之，莫如為仁。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後發；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造箭的人難道天生比造鎧甲的人不仁嗎？只是造箭的唯恐箭傷不了人，造鎧甲的唯恐人被傷著。巫醫和棺材匠也是這樣。所以選擇職業不能不慎重。孔子說：住的地方有仁厚的風氣才好。挑選住處卻不挑有仁的地方，怎麼算明智？仁是上天賜予的最尊貴的爵位，是人最安穩的住宅。沒有誰阻攔你行仁，你卻不去行，這就是不明智。不仁不智、無禮無義的人，只能給人當差。當了差又以當差為恥，就像造弓的以造弓為恥、造箭的以造箭為恥一樣可笑。如果真覺得恥辱，不如去行仁。行仁的人就像射箭的：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勢再放箭；射不中，不去埋怨贏了自己的人，只回過頭來檢討自己罷了。
解讀前半段講環境對人的塑造：職業和居處會不知不覺地改變一個人的傾向，所以「術不可不慎」。後半段用射箭作比，講的是責任的方向——「反求諸己」不是自責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唯一能改變的部分。兩段合起來，是一種既承認環境影響、又不把失敗推給環境的清醒態度。
公孫丑上·8
孟子曰：「子路，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。禹聞善言則拜。大舜有大焉，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漁，以至為帝，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為善，是與人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子路這個人，別人指出他的過錯，他就高興。大禹聽到有益的話就下拜。偉大的舜比他們更了不起：他把善看作天下人共有的，能放下自己的成見去聽從別人，樂於吸取別人的長處來行善。他從種田、燒陶、打魚一直到當天子，沒有哪一樣不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。吸取別人的長處來行善，這就是在幫助別人一起行善。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事，莫過於幫著別人一起行善。
解讀這一章把三種對待批評的態度排出高低：子路是坦然接受，大禹是主動致敬，舜則更進一步——他根本不把善看成自己的私產。「與人為善」今天多被理解為「對人友善」，但在孟子這裡它的原意是「和別人一起把善做出來」，重點在共同創造，而不只是態度和氣。
公孫丑上·9
孟子曰：「伯夷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。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；立於惡人之朝，與惡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。推惡惡之心，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，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厄窮而不憫。故曰：『爾為爾，我為我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！』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」孟子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白話孟子說：伯夷這個人，不是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，不是合意的朋友就不結交。他不站在壞人的朝廷上，不跟壞人說話；在他看來，站在壞人的朝廷上、跟壞人說話，就像穿著上朝的禮服禮帽坐在爛泥和炭灰裡。把這種厭惡壞人的心思推廣開來，他想到要和鄉里人站在一起，只要對方帽子戴歪了，他就掉頭走開，好像自己會被弄髒似的。所以諸侯就算把辭令說得再漂亮來請他，他也不接受。不接受，就是不屑於靠近罷了。柳下惠這個人，不以侍奉污濁的君主為羞，不嫌棄官職低微。出來做事就不隱藏自己的才能，但一定按正道去做。被遺棄不用也不怨恨，處境困窘也不憂愁。所以他說：你是你，我是我；就算你在我旁邊赤身露體，又怎麼弄髒得了我？所以他能自在地和各種人相處而不失去自己，別人拉住他要他留下，他就留下。別人拉住就留下，這是不屑於離開罷了。孟子又說：伯夷太狹隘，柳下惠太隨便。狹隘和隨便，君子都不採取。
解讀孟子先把兩位前輩的風格描摹得極為傳神，最後卻各給一字評語：「隘」與「不恭」。這不是苛責，而是在確立一個更難的標準——潔身自好容易滑向孤僻，隨和包容容易滑向無原則，真正的難處在於既不被污染、也不與人隔絕。這也解釋了上文他為什麼說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」：孔子的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」正是在兩端之間保持彈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