滕文公下

白話陳代說：您不肯去見諸侯，好像顯得器量小了些。如今只要見一次，大則可以幫他成就王業，小則可以幫他成就霸業。何況古書上說：委屈一尺可以伸直八尺。這樣看來是值得做的。孟子說：從前齊景公打獵，用旌旗去召喚管山林的小吏，小吏不來，景公要殺他。孔子稱讚說：有志之士不怕棄屍山溝，勇敢的人不怕掉腦袋。孔子看重他哪一點？看重他不是合乎身份的召喚就不去。如果不等人家合乎規矩的召喚就自己跑去，那算什麼？再說「委屈一尺伸直八尺」是拿利益來算帳的。如果只論利益，那麼委屈八尺換來伸直一尺、只要划算，也可以做嗎？從前趙簡子派王良替寵臣奚駕車，一整天沒打到一隻鳥。奚回去報告說：這是天下最差的車伕。有人把這話告訴王良，王良說：請讓我再駕一次。硬求了半天奚才答應，結果一個早上就打到十隻。奚回去報告說：這是天下最好的車伕。簡子說：我讓他專門替你駕車。他把這話告訴王良，王良不肯，說：我按規矩替他駕車，馳驅有法度，一整天打不到一隻；我違規亂趕去湊近獵物，一個早上就打到十隻。《詩經》說：不失駕車的法度，箭一放出就命中。我不習慣替小人駕車，請讓我辭掉。連駕車的人都恥於迎合射手；靠迎合弄到的獵物堆得像山，他也不幹。如果讓我扭曲原則去迎合那些君主，算什麼呢？何況你錯了：把自己弄彎的人，從來沒有能把別人扶直的。

解讀「枉尺直尋」是一套很有誘惑力的功利算術：先讓一小步，換一大步。孟子的反駁有兩層。第一層是邏輯上的：一旦承認可以用尺寸來算，那麼虧本的交易和賺錢的交易就只是數字差別，原則本身已經被放棄了。第二層是經驗上的：王良的故事說明，一個人一旦習慣了違規求效，就再也回不到守規矩的狀態。「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」是全章的結論，也是孟子一生不肯遷就的理由。

白話景春說：公孫衍、張儀難道不算真正的大丈夫嗎？他們一發怒，各國諸侯都害怕；他們安靜下來，天下就沒有戰火。孟子說：這哪裡算得上大丈夫？你沒學過禮嗎？男子行成年禮的時候，由父親訓導他；女子出嫁的時候，由母親訓導她，送到門口，告誡說：到了你家，一定要恭敬謹慎，不要違背丈夫。把順從當作正道，這是妾婦的做法。真正的大丈夫，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裡，站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，走在天下最寬闊的大路上；得志的時候和百姓一起走這條路，不得志的時候獨自堅持自己的原則。富貴不能使他放縱，貧賤不能使他改變，威武不能使他屈服——這才叫大丈夫。

解讀縱橫家憑口才操縱國際局勢，在戰國是最耀眼的成功樣板。孟子卻一句話把他們降格為「妾婦之道」——因為他們的力量全部來自迎合君主的慾望，本身沒有立場。他隨後給出的定義完全不涉及權勢：廣居、正位、大道指的是仁、禮、義，而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則把大丈夫的標準從影響力轉向了不可動搖的內心。這十二個字後來成為中國人格理想的經典表述。

白話周霄問：古代的君子出來做官嗎？孟子說：做官。古書上說：孔子如果三個月沒有君主可以效力，就顯得惶惶不安；他離開一個國境，一定隨車帶著求見用的禮物。公明儀說：古人三個月沒有君主可以效力，別人就去慰問他。周霄說：三個月沒有君主就去慰問，是不是太急了？孟子說：士人失去職位，就像諸侯失去了國家。《禮》上說：諸侯親自耕種籍田，用來供給祭祀的穀物；諸侯夫人親自養蠶繅絲，用來製作祭服。牲畜不肥壯，穀物不潔淨，祭服不齊備，就不敢舉行祭祀。士人如果沒有田產，也就沒法祭祀。祭品器皿服飾都不齊備，不敢祭祀，也就不敢設宴，這難道不值得慰問嗎？周霄問：出國境一定帶著禮物，這是為什麼？孟子說：士人做官，就像農夫種地。農夫難道會因為出趟遠門就丟下自己的農具嗎？周霄說：晉國也是個可以做官的國家，我沒聽說做官這麼急切的。做官既然這麼急切，那君子又為什麼不肯輕易做官呢？孟子說：男孩一生下來，父母就盼著他將來有妻室；女孩一生下來，父母就盼著她將來有歸宿。這種心情人人都有。可是如果不等父母作主、媒人說合，就鑿牆偷看、翻牆私會，那父母和國人都會看不起他。古人不是不想做官，只是討厭不走正道。不走正道去謀求官職的，跟鑿牆偷看是一類。

解讀孟子在這裡處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：儒者既急於出仕，又常常拒絕機會。他用兩個比喻解開了這個結——農夫比喻說明做官是士人的本職，不做官就像農夫丟了農具；婚姻比喻則說明途徑決定性質，同樣是娶妻，明媒正娶和翻牆私會是兩回事。想做和怎麼做，是兩個層面的問題。

白話彭更問：後面跟著幾十輛車、幾百個隨從，一路靠諸侯供養吃飯，是不是太過分了？孟子說：如果不合正道，那麼一筐飯也不能接受別人的；如果合乎正道，那麼舜接受堯的天下都不算過分，你覺得這算過分嗎？彭更說：不算。可是士人不做事卻白吃飯，這不行。孟子說：如果你不讓各行各業互通有無、拿多餘的補不足的，那麼農民就會有剩餘的糧食，婦女就會有剩餘的布。你如果讓它們流通起來，木匠車匠都能靠你吃飯。現在這裡有個人，在家孝順父母，出門敬愛兄長，守護著先王之道，等待後來的學者，卻不能靠你吃飯。你為什麼看重木匠車匠，卻輕視實踐仁義的人呢？彭更說：木匠車匠的動機是為了謀生。君子推行道義，動機難道也是為了謀生嗎？孟子說：你何必去管他的動機？只要他對你有貢獻，該供養就供養罷了。而且你到底是根據動機給報酬，還是根據貢獻給報酬？彭更說：根據動機。孟子說：假如這裡有個人，把瓦打破、把牆亂塗一氣，他的動機是為了謀生，你會給他飯吃嗎？彭更說：不會。孟子說：那你就不是根據動機給報酬，而是根據貢獻給報酬。

解讀這是一場關於「知識工作算不算勞動」的辯論。彭更的預設是：看得見的產出才值得報酬。孟子先把士人的工作定位為一種社會分工，再用一個漂亮的邏輯陷阱收尾——他讓彭更親口說出「食志」，然後舉出一個動機正當卻搞破壞的例子，逼他承認自己實際採用的標準是「食功」。既然標準是貢獻，那就得先討論士人有沒有貢獻，而不是用動機來打發。

白話萬章問：宋國是個小國，如今要施行王政，齊國楚國討厭它而去攻打它，該怎麼辦？孟子說：商湯住在亳地，和葛國是鄰居。葛伯放縱無道，不祭祀祖先。商湯派人去問：為什麼不祭祀？回答說：沒有牲畜可用。商湯派人送去牛羊，葛伯把牛羊吃了，還是不祭祀。商湯又派人去問：為什麼不祭祀？回答說：沒有穀物可用。商湯就派亳地的百姓去替他耕種，讓老弱的人送飯。葛伯帶著他的人攔在路上，見到有酒食米飯的就搶，不肯交出的就殺掉。有個孩子帶著小米和肉去送飯，被殺了搶走。《尚書》說「葛伯與送飯的人為仇」，講的就是這件事。商湯因為葛伯殺了這個孩子而去討伐他，天下人都說：這不是為了佔有天下，是替普通百姓報仇。商湯開始征伐，就是從葛國起頭的。他征伐了十一次，天下沒有對手。向東征伐，西邊的部族就抱怨；向南征伐，北邊的部族就抱怨，說：怎麼把我們排在後面？百姓盼著他，就像大旱時盼下雨。他來了，趕集的照樣趕集，鋤地的照樣鋤地；他只誅殺暴君、撫慰百姓，就像及時雨落下，百姓非常高興。《尚書》說：等著我們的君王，他來了我們就不再受罰了。又說：有些地方不肯臣服，就向東征伐，安撫那裡的百姓；他們用筐裝著黑色黃色的絲帛，來迎接我們周王、瞻仰他的美德，願意歸附大邦周。那裡的官員用筐盛著絲帛迎接周朝的官員，那裡的百姓用竹筐盛飯、用壺裝湯迎接周朝的士兵。這是把百姓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，只除掉那些殘暴的人罷了。《太誓》說：我們的武力發揚起來，攻入他的疆土，除掉那些殘暴的人，殺伐的功業因此昭彰，比商湯還要光榮。問題只在於不施行王政；如果真施行王政，天下的人都會抬起頭來盼望他，想讓他做自己的君主。齊國楚國雖然強大，有什麼可怕的呢？

解讀孟子對萬章的憂慮給出的答案是：小國的安全不來自實力對比，而來自它在天下人心中的位置。商湯的例子被反覆使用，重點始終落在「非富天下也，為匹夫匹婦復讎也」——戰爭的正當性取決於它為誰而打。值得注意的是「不行王政云爾」這個轉折：孟子並沒有保證宋國一定安全，他說的是宋國目前的危險恰恰源於王政還沒有真正落實。

白話孟子對戴不勝說：您希望您的君王向善嗎？我明白告訴您：假如有位楚國的大夫，想讓自己的兒子學會齊國話，那是請齊國人來教呢，還是請楚國人來教？戴不勝說：請齊國人教。孟子說：一個齊國人教他，一群楚國人在旁邊吵吵嚷嚷地干擾，就算天天鞭打他要他說齊國話，也做不到。可要是把他帶到齊國的鬧市區住上幾年，就算天天鞭打他要他說楚國話，也做不到了。您說薛居州是個好人，讓他住在王宮裡。如果在王宮裡的人，不分長幼尊卑都是薛居州那樣的人，君王還能跟誰一起做壞事？如果在王宮裡的人，不分長幼尊卑都不是薛居州那樣的人，君王又能跟誰一起做好事？單單一個薛居州，能把宋王怎麼樣呢？

解讀這一章講的是環境對人的塑造力量遠大於個別榜樣。學語言的比喻選得極妙：語言環境是全天候、無意識起作用的，道德環境也是如此。孟子由此指出改革者常犯的錯誤——把希望寄託在安插一兩個正直的人身上，卻不改變整個人事生態，結果那個人不是被同化，就是被孤立。

白話公孫丑問：不去見諸侯，是根據什麼道理？孟子說：古時候一個人不做臣子就不去謁見君主。段干木翻牆躲開，泄柳關上門不讓進，這都做得太過分了；如果對方誠意逼到跟前，那就可以見。陽貨想讓孔子來見他，又不願落下失禮的名聲。按規矩，大夫送禮物給士，士如果不在家沒能親自接受，事後就要到大夫家去道謝。陽貨探聽到孔子不在家，才送去一隻蒸熟的小豬；孔子也探聽到陽貨不在家，才去他家道謝。在那個時候是陽貨先失禮的，孔子怎麼能不去回訪呢？曾子說過：聳起肩膀假笑奉承，比在大熱天的菜地裡幹活還難受。子路說：明明談不攏卻硬要搭話，看那人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，這種人我子路實在弄不懂。由此看來，君子平時修養的是什麼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
解讀孟子既不贊成段干木、泄柳那種近乎失禮的拒絕，也不贊成主動趨附。他舉孔子與陽貨互相「探聽對方不在家」的故事，是說明在人情往來中既守住原則、又不製造難堪，是可以做到的。末尾引曾子和子路的兩句話尤其生動：奉承別人時那種生理上的難受，本身就是內心尚未變質的證據。

白話戴盈之說：稅率降到十分之一、取消關卡和市場的稅，今年還辦不到。請讓我們先減輕一些，等到明年再完全廢除，怎麼樣？孟子說：現在有個人每天偷鄰居家一隻雞，有人告訴他：這不是君子的做法。他說：那就讓我少偷點，改成每月偷一隻；等到明年再完全停止。既然知道那樣做不合道義，就該趕快停下來，何必要等到明年？

解讀全章只有兩句對話，卻直指改革中最常見的托詞：承認方向對，卻要求一個過渡期。孟子用「月攘一雞」把這種邏輯推到荒謬處——如果某件事在道義上根本站不住，那麼「少做一點」並不能改變它的性質，只是把停止的時間往後推。這是一則關於道德拖延症的寓言，兩千多年後仍然常被引用。

白話公都子說：外面的人都說老師喜歡辯論，請問這是為什麼？孟子說：我難道喜歡辯論嗎？我是不得已啊。人類存在很久了，總是一治一亂交替。在堯的時代，河水倒流，泛濫中原，蛇和龍盤踞其中，百姓無處安身；地勢低的地方人們在樹上搭巢，地勢高的地方人們挖洞穴居。《尚書》說：洪水警戒了我們。所謂洚水，就是洪水。堯派禹去治理。禹挖通河道把水引入大海，把蛇龍驅趕到沼澤裡，水沿著地面的河道流走，這就是長江、淮河、黃河、漢水。險阻消除以後，傷害人的鳥獸沒有了，人們才能在平地上居住。堯舜去世以後，聖人之道衰落，暴君一個接一個地出現。他們毀掉房屋改成池沼，百姓無處安歇；廢棄農田改成園林，害得百姓沒吃沒穿。荒謬的學說和暴虐的行為也跟著出現。園林池沼沼澤多了，禽獸就跑來了。到了紂王的時候，天下又大亂。周公輔佐武王，誅殺紂王、討伐奄國，打了三年才除掉那裡的君主；把飛廉趕到海邊殺掉；消滅的國家有五十個；把虎豹犀牛大象趕得遠遠的。天下人非常高興。《尚書》說：多麼光明啊文王的謀略！多麼好地繼承啊武王的功業！保佑啟發我們後人，都走上正路沒有缺失。後來世道衰微、正道隱沒，荒謬的學說和暴虐的行為又出現了。臣子殺君主的有，兒子殺父親的也有。孔子感到恐懼，寫了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記的本是天子該做的事，所以孔子說：了解我的，大概就憑這部《春秋》吧！怪罪我的，大概也就憑這部《春秋》吧！如今聖王不出，諸侯放肆，在野的讀書人亂發議論。楊朱、墨翟的言論充斥天下。天下的言論，不歸向楊朱就歸向墨翟。楊朱主張一切為自己，這是眼裡沒有君主；墨翟主張愛沒有差等，這是眼裡沒有父親。沒有父親沒有君主，那就是禽獸。公明儀說過：廚房裡有肥肉，馬廄裡有壯馬，百姓卻面帶饑色，野外躺著餓死的人，這是帶著野獸來吃人。楊墨的學說不止息，孔子的學說就顯不出來，這是用荒謬的言論欺騙百姓、堵塞仁義的道路。仁義被堵住，就等於帶著野獸吃人，人與人之間也將互相吞食。我為此感到恐懼，所以捍衛先聖之道，抵制楊墨，駁斥荒唐的言辭，使荒謬的學說無法興起。這些東西從心裡產生，就妨害做事；表現在做事上，就妨害施政。聖人再出世，也不會改變我的話。從前禹制服洪水而天下太平，周公兼併夷狄、驅走猛獸而百姓安寧，孔子寫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害怕。《詩經》說：抵禦戎狄，懲治荊舒，就沒有人敢抵擋我。眼裡沒有父親沒有君主的人，正是周公要抵禦的。我也想端正人心、平息荒謬的學說、抵制偏頗的行為、駁斥荒唐的言辭，來繼承禹、周公、孔子這三位聖人。我難道喜歡辯論嗎？我是不得已啊。能夠站出來抵制楊墨的，就是聖人的門徒。

解讀這是孟子的自我辯護，也是他的思想史宣言。他把自己放進一條譜系裡：禹治水、周公平天下、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都是在秩序崩壞時挺身而出，而他要對付的是思想的洪水。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」重複兩次，語氣沉重。需要說明的是，他對楊墨的概括相當嚴厲——把「為我」直接等同於無君、把「兼愛」直接等同於無父，是論戰式的推到極端，未必公允；但這也讓我們看到，在一個學說紛雜的時代，孟子認為思想的方向關係到文明能否維持，因此不肯含糊。

白話匡章說：陳仲子難道不是真正清廉的人嗎？他住在於陵，有一次三天沒吃東西，耳朵聽不見、眼睛看不清了。井邊有棵李樹，掉下的李子被蟲吃掉一大半，他爬過去撿來吃，嚥了三口，耳朵才聽得見、眼睛才看得清。孟子說：在齊國的士人裡，我一定把仲子算作頭一號。雖然如此，仲子怎麼算得上清廉？要把仲子那套操守貫徹到底，只有變成蚯蚓才行。蚯蚓在地面上吃乾土，在地下喝泉水。仲子住的房子，是伯夷那樣的人蓋的呢，還是盜跖那樣的人蓋的？他吃的糧食，是伯夷那樣的人種的呢，還是盜跖那樣的人種的？這可就說不清了。匡章說：那有什麼關係？他自己打草鞋、妻子績麻線，拿這些換來的。孟子說：仲子出身齊國的世家大族。他哥哥陳戴在蓋邑的俸祿有一萬鐘。他認為哥哥的俸祿是不義之財而不肯吃，認為哥哥的房子是不義之屋而不肯住，躲開哥哥、離開母親，住到於陵去。有一天他回家，正好有人送給他哥哥一隻活鵝，他皺著眉頭說：要這種嘎嘎叫的東西幹什麼？後來他母親殺了那隻鵝，給他吃，他吃了。他哥哥從外面回來，說：這就是那隻嘎嘎叫的東西的肉啊。他跑出去把肉吐了。母親給的就不吃，妻子給的就吃；哥哥的房子就不住，於陵的房子就住。這樣還算把他那套原則貫徹到底了嗎？像仲子這樣的人，只有變成蚯蚓才能把他的操守貫徹到底。

解讀孟子並不否認陳仲子的操守出眾，他甚至說仲子是齊國士人中的頭一號。問題出在這套原則能否自洽：如果拒絕一切來源不純的東西，那就得追究房子是誰蓋的、糧食是誰種的，最後只有蚯蚓那樣完全不依賴他人的生物才做得到。更要命的是仲子做不到徹底，於是標準變得隨意——同樣的食物，母親給的吐掉，妻子給的吃下。孟子藉此指出一種常見的道德姿態：以割斷人倫的方式追求純潔，結果既傷害了最基本的關係，又並沒有真正純潔。這與他評伯夷「隘」是同一路的批評。